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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调解制度的完善

  发布时间:2019-05-10 15:59:27


    2016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部分法院开展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全国100余家法院结合各地区特点,改变以往“一判了之”的办案方式,开创多元化家事审判模式,大力发展家事调解制度,来化解矛盾解决争端。家事改革过程中调解制度的运用极大的缓解了我国目前“案多人少”的办案压力,同时也大大减少了诉讼成本,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家事案件是指因婚姻、血缘、亲属等家庭关系而引发的关于身份和财产矛盾的案件,家事案件较一般的民事案件的特殊性是其具有私密性和公益性的特点,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事案件中所涉及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稍有不慎就会由简单的家庭个体矛盾,激化引发社会群体性争议。当今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仅依靠传统的调解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司法的实际需要。家事审判不断向纵深化发展,家事调解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弊端也现出端倪,如家事调解制度程序立法的缺失,使调解容易流于形式;法官调解随意性大、调解员专业化程度参差不齐,都使当事人对家事调解的权威性产生质疑;调解过程中如何保障当事人的隐私问题;家庭暴力案件、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行为是否应纳入到家事调解制度中来,实践中均未明确;如何完善我国家事调解制度中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正是本文探讨的关键。

    一、历史文化背景下我国家事调解制度

    (一)“和为贵”的传统理念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注释一),“和”的内涵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古代“和”的理念最早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在“仁”的基础上提出的,古代自然生产力的低下,让人们“聚族而居”用以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封建宗族、等级等观念出现,使“和”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与完善,并内化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当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期,但传统的“家和万事兴”理念依然从骨子里影响着中国人对“家”文化的认知。家事纠纷的当事人之间是由血缘、亲族、婚姻等关系进行维系,“一纸判决”虽可以暂时化解双方利益矛盾,但却不能阻断亲情,所谓“血浓于水”,家事调解制度更符合中国人固有“家和”思想理念,家事调解制度为家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条更人性化的道路,避免当事人在法庭上针锋相对乃至“六亲不认”,通过专业的调解团队对家庭琐事有针对性提出合理化方案,最终使家庭矛盾得到妥善解决。

    (二)家事调解制度具有传统的诉讼文化根基

   子曰:“听讼,吾尤人也,必使其无讼乎”(注释二)。古人对社会的最高理想是“无讼”,中国古代长期奉行的家庭观念和价值取向就是“长幼有序、和谐相处”。历史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是极其缓慢和漫长的过程,即使自然农耕经济的解体,传统社会格局被打破的今天,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依然附随始终,未完全改变,“避免诉讼”、“家丑不可外扬”等意识依旧根植于大部分中国人的头脑中,家事调解制度中在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前提下,运用伦理观念、社会习惯、人情冷暖、社会礼俗来对当事人进行说解劝服,符合家事纠纷当事人的心理诉求,也符合我国家事审判司法改革的实际需要。

    (三)古代司法对“民权”的压制

    中国长期处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了稳定的“少部分人的权力”和“大多数人的义务”社会模式,传统的儒家封建等级文化和统治阶层的愚民政策,都使得古代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极端低下、诉讼权利极度贫乏、诉讼意识和诉讼能力异常薄弱。伴随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西方先进的法律思想的引入和我国司法制度的不断发展,传统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已无法解开家事案件诉讼困难的局面,家事调解无论是对尽可能和缓的处理家庭矛盾,修复亲情裂痕,还是提升当事人自我的民权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都意义重大。

    二、我国家事调解工作的现状与困境

   (一)、家事调解制度立法上的缺失

    目前我国并没有关于家事调解单独的规定,而是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文中,对家事调解制度的内涵及适用案件的类型并未做特殊的细化和系统的区分,家事调解缺乏独立性。家事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案件程序上需要法官倾注更多法律理性之外的情感感性因素,在调解过程中更注重“治愈”性,当前立法上的缺失,使家事调解与一般的民事调解程序无异,无形中导致法官在实际办案中过于机械化和形式化,不能真正发挥调解在其解决家事案件的巨大作用。

    (二)家事调解组织、人员的非专业化

    我国对家事调解组织没有形成单独的规范来加以约束,试点法院多采用多部门联动配合的方式来进行调解,调解效率、专业性、合法性均存在忧虑;实践中家事调解组织的运行也未能实现专业化。家事调解员的专业背景多参差不齐,有的来自司法部门退休返聘,有的来自社会专业招聘,对于家事调解员的考核及培训没有形成完整、透明、系统、制度化管理,不能很好的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目的,当事人及社会对家事调解制度存在诸多疑虑。

    (三)家事案件是否适用调解制度的划分范围不明确

    家事案件中有一些特殊的案件,如家庭暴力案件、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案件,这些案件往往会涉及到民刑交叉,以往的民事审判实践中对这类案件多采取“一刀切”模式,而未对案件进行科学、细致的社会分析调查,社会矛盾和争议一直较大,稍有不慎会引发民转刑情况的发生。例如,家庭暴力案件,一般分为长期性家庭暴力和偶发性家庭暴力,对于长期性家庭暴力,若一方当事人因长期的虐待行为造成其精神及身体上的创伤,就可以考虑不适用调解;若只是偶发的家庭暴力,经过公安部门、民政、双方当事人近邻走访了解,双方感情仍有和好可能,这种情况应适当采用调解。而实践中我们并未对该类案件进行区分和细化。

    (四)对社会发展的前瞻性不足

    传统的家事案件包括:离婚案件、抚养、赡养案件、继承案件等,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由此而衍生出一系列的新型社会关系和利益诉求,如探视权、未成年保护案件。新型的家事案件如何变化都逃不开固有的家事道德伦理,家庭人际关系,这些案件均有使用家事调解的空间,但遗憾的是我国目前针对这类新型案件仍过于保守,家事调解制度的创新性和前瞻性明显不足。

三、家事调解制度的有益借鉴

    (一)日本家事调解制度

    日本自1947年《家事审判法》制定以来,2011年第一次经历了全面的修订,除名称修改为《家事事件程序法》,目的在于表明家事调停与家事审判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外,更改变以往法院根据自己的裁量就可以将事件交付调停的做法,规定法院可以在听取当事人意见后,将事件交付调停。(《家事事件程序法》第274条第1款)日本对家事调解在解决家事纠纷中的作用极为重视,对家事调解程序有独立的设置,家事调解程序和家事审判程序作了明显区分,家事调解适用上有统一规则,无论社会调解和法院调解,对家事调解员的选任以及责任义务都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详见下表。

    调解模式 具体规定

    家事调解前置主义 1.可以进行调停事件提起诉讼的人,应当首先向家事法院提起家事调停申请;2.

    对于前款事件没有申请家事调停而提起诉讼的场合,法院应当依职权将事件交付家事调停;3.法院认为将事件交付调停不适当时,不在此限。(徳日家事事件与非讼事件程序法典  第309页)

    “调、审”分离主义 1.家事调解申请的案件发生诉讼系属时,裁判机构在家事调解案件终结前,应中止诉讼程序;2.未达成调解的家事裁判所应作出家事裁判(《日本民事诉讼法典》,曹云吉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223页)

    家事调解机关 1.在家庭法院,由调停委员会进行调停。但是家庭法院认为适当时,可仅由法官进行调停;2.在当事人提出申请时,不受前款但书规定的限制,家庭法院应当由调停委员会进行调停。(家事案件程序法 第247条)

    调解组织及人员选任 1.具有律师资格者;2.有解决民事或家事纠纷的专门知识和经验,或者在社会生活方面有丰富的知识经验;3.人格见识高尚;4.40周岁以上70 周岁以下。(日本《民事调解委员和家事调

解委员 规则》第1条)

    (二)台湾地区家事调解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也采取家事调解前置主义,其中许多规定与日本家事调解制度相似,但对于调解组织和人员选任、职责却有着更细致的规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台湾地区调解组织是由法官进行调解,法官也可选任家事调解委员先行调解(“家事事件法”第二十七条)。但实际上台湾地区大多家事法庭的调解多以调解委员为主体,调解成立后送请法官于调解笔录上签名,可见我国台湾地区是把调解交由家事调解委员负责。(李太正:《家事事件法之理论与实务》,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4 年9 月版,第147 页)。我国台湾地区法律规定,家事调解委员应具有 性别平权意识、尊重多元文化以及下列资格之一: 1.品行端正、著有信誉;2;对调解工作富有热忱; 3.生活安定且有充裕实践;4.身心健康有说服能力;5.具有丰富社会知识经验;6.曾任法官; 7.心理师;8.社会工作师;9.医生;10.律师;11.具有心理咨询或心理咨商之学经历;12.具有家事调解专业经验(法院设置家事调解委员办法”第四条规定)。现法学教授同样也可以被纳入遴选范畴。家事调解委员受聘前,应接受 30 小时的专业训练课程,包括家事相关法令学习、家庭动力与冲突处理、社会正义与弱势保护、家庭暴力处理、家事调解伦理以及案例演练等核心能力专业培训课程等。

    四、我国家事调解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家事调解制度的相关立法

     家事调解制度能够更人性、更高效的解决家庭纠纷,这一点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我国家事调解制度应在总结现有司法改革实践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家事调解制度与现有诉讼制度的衔接,制定单独的关于家事调解制度方面的法律规范,进而理清家事调解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一般民事调解程序的关系,让家事调解者能够按照法律、程序更好的服务当事人,让家事调解能够真正发挥更大的作用。立法上体现家事调解程序的特殊性。家事调解程序与一般民事诉讼程序、民事调解程序带有更多的“人情”,仅依靠冰冷的法律是解决不了家庭矛盾,也不符合解决家事案件的一般规律。因此立法上应将家事调解程序从一般民事调解程序中独立出来,家事案件应采取调解前置,给当事人一定时间的“冷静思考期”,调解不成的情形下方可启动民事诉讼程序,家事调解应由专门的家事法院负责。1.明确家事调解前置主义。家事案件适宜调解的,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先行由家事调解委员会调解。已经立案的,法院应依职权启动家事调解程序。2.家事调解员调解为主,法院调解为辅的制度。家事案件除法官认为有亲自调解必要外,应交调解委员负责进行。3.对家事调解隐私性保护。家事调解非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公开。尊重家事案件当事人的隐私性,不得公开家庭调解过程、家事调解内容及家事调解书的有关事项。4.保障家庭其他成员的合法程序参与权。为保障第三人的利益不受当事人调解的侵害,法院发现涉及第三人利益的,通知第三人参与调解。5.家事调解的效力。家事调解书经法官确认具有与判决书同等的效力6.家事调解效率原则。家事调解不成的,法院应依法及时作出判决。7.家事调解错误的救济权利。家事调解错误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申请撤销调解协议或调解书。

    (二)改变以往“调审合一”的传统模式

    我国实践中一直采取调审合一做法,一件家事案件进入法院往往由一位法官负责,这就意味着法官既负责审判,又负责调解,案多人少、“五加二”、“白加黑”的工作一直都是法官职业的常态,法官很难投入过多的精力于家事调解工作中去,这就使家事调解很难发挥巨大的作用,最终造成“案结事未了”的尴尬境地,这已不符合国家妥善解决家事案件的目的。家事调解解决的涉及当事人之间关系的修复,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保障等,与一般民事案件涉及的财产纠纷有很大不同。家事案件需要化解当事人已诉纠纷的同时,更需要修复已经破裂的家庭关系,因此采取调审分离原则更符合我国现在的实际需要。采用调审分离的原则,就是先将家事案件引入到调解程序,借助专业的调解组织先行进行调解,借助专业的富有良知的、社会经验的、心理学等综合素质调解团队予发挥其解决家事案件的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这项变革应循序渐进,允许在个别家事案件中法官可进行调解。

     (三)进一步规范调解组织、人员

    实现家事调解组织、调解员的专业化家事调解组织的专业化是实现家事调解良好运行的有效手段。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家事调解的 组织有人民调解委员会、家事调解委员会、其他社会调解组织。在诉讼中法官可以调解,也可以在诉讼中邀请有关社会团体或个人调解,或者委托有关社会团体或个人调解。但是这些对于家事案件调解来 说还是不够的。人民调解委员调解民间纠纷,案件甚至涉及一定的轻微刑事案件,完全依赖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利于家事纠纷的调解的专业化。其他社会调解包括行业调解、商业调解等,其调解的案件类 型与家事调解有很大差距。行政调解组织也不适宜调解家事案件。现行的制度及其实践决定了家事 调解组织需要从一般的调解组织中独立出来,以推动家事调解的专业化,并进而化解家庭矛盾,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家事调解委员会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所创立的一种调解组织,这点值得肯定。但我们仍要注意的是家事调解的仍旧是法官主导下的调解。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并没有分离。鉴于此,我国家事 调解委员会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这首要的是需要明确家事调解委员会的性质以及其与审判庭、立案庭等之间的关系。目前司法实践中有些地方法院成立的家事调解委员会明确是涉及婚姻家庭领域的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其通常设在法院,由法院、妇联、司法局牵头,会同大调解中心设立的家事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通常由司法所负责人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这种将家事调解委员会认定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做法是大调解机制下的产物,其强调调解员的选任上实现全区域覆盖,对家事调解委员会的特殊职责没有强调。我们认为应构建独立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家事调解委员会,明确职责是完成法 院交付的家事调解案件,其调解需遵循专业的家事调解程序,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经法院的审查具有 同判决同等效力;调解达不成的,进入诉讼程序,由法院裁判解决。家事调解员的专业化同样重要。家事调解员与一般调解员相比需要具备更多的社会经验、心理学知识,对人性有深刻的掌握。这是一群专业的处理纠纷的人员,其选任需要专业化。家事调解员应当 有如下的知识储备:当事人法定的权利义务是行为规范、纠纷处决的基准;调解及其他纠纷解 决(冲突处理) 的理论与技巧,具体体现在谈判以及问题解决方面;谈判学在家事调解中的作用:谈判实 力理论与权力平衡,原则性谈判与结构式调解模式;应当对家庭关系以及成年认知之间的关系和儿 童的成长所需有所熟悉;心理咨询与治疗理念、知识、技能与经验;有关家事法律的知识 。我们认为家事调解员的资格可以参考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在对家事调解员任职资格采取概括 加列举的做法。首先对家事调解员应具有通行素质加以规定,如热心公益、有性别平权意识、尊重多元文化等。其次明确一些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可担任家事调解员。如律师、心理咨询师、曾担任法官、具有丰富社会知识经验的人等。律师作为家事调解员,也是我国最高法院所倡导的做法。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要推进律师调解制度建设,支持律师加入各类调解组织担任调解员,充分发挥律师专业化、职业化优势。家事调解员的遴选和培 训也非常重要。家事调解员的遴选方式,我国目前通常采取推荐制,由司法局、妇联等组织推荐的人员担任家事调解员。我们认为家事调解员由于涉及诸多领域专业知识,可以参考我国台湾地区的任职考 试制的做法。家事调解员培训应当包括接受聘任前的培训和接受聘任后的培训。培训的内容应包括有关家事的各种法律规定,家事冲突的处理、家事暴力的处理、家事调解的伦理、家事调解的演练等 内容。

     (四) 建立更人性化的设施场所

    建立专门的家事调解场所家事调解应当在适宜的环境中进行,家事调解的场所与审判强调庄严肃穆不同,家事调解应强调温馨的环境,让家事纠纷当事人能够在平和的心态下进行调解,也更利于矛盾的解决和纠纷当事人心态的释怀。我国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法院设有家事调解室,如有的试点法院设置单独的育婴室、夫妻电影放映室、单镜室、解压室等,其室内装潢布置体现“家”的温馨、“和为 贵”的文化氛围。家事调解室还应有多媒体设备,播放当事人之间的温馨视频、图片等,唤醒当事人心中的情,帮助其找回温情,挽救家庭关系。

    (五)建立家事调解案例性指导

    家事案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也涌现出一些新类型新特点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面对新的挑战,应建立家事调解案例性指导,拓宽家事案件办案法官的眼界,定期在中国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上评选出优秀的可借鉴的指导性案例,真正推动家事案件向前不断得到良性的发展。

    结    语

    家事调解程序的完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家事调解程序的独立,实现与现有的家事审判程序的有效分离,建立以家事调解委员调解为主的家事调解制度,依法设立独立的家事调解委员会及家事调解员选任考评机制,突出选任那些有责任心、更专业、有爱心的家事调解员,增强当事人对调解员的“信 任”,进而达到“案了事了”。家事调解还应加强硬件配套建设,建设专门的家事调解室。让家事调解制度不再只依靠冰冷的法律,而是带有更多“人情味”,让家事调解制度弥合亲情裂痕,修复家庭关系落到实处,真正让家庭和睦幸福美满充斥整个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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