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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19-01-17 09:51:02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从设立之初就被赋予巨大的意义,立法者意图通过这一兼顾刑事、民事的诉讼制度来实现司法效率、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但是于此不对称的是刑事诉讼法中的寥寥四个条文,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诉讼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但是一方面一些条文与实践严重脱离,不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该司法解释也没有很好的协调好附带民事赔偿依据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使得固有的矛盾仍然存在。所以关于废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及改良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支付的呼声始终存在,大有愈演愈烈之趋势。本文试图以我国刑事诉讼法解释律制度为蓝本,结合该制度设立的意义,对当前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作出解答。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内涵及意义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内涵及特征。根据我国当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得出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如下特点:第一,程序的附属性。附带民事诉讼是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同时附带解决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所以在提起诉讼上其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在审理上虽然一并审理但是遵循先刑事、后民事的顺序。此外,在举证期限、上诉时限上也受到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制,所以附带民事诉讼在程序上具有附属性。第二,性质的民事性。附带民事诉讼虽然对刑事诉讼具有附属性,但是究其本质是解决民事赔偿的诉讼,在实体上适用民事实体法律法规,在程序上除刑事诉讼法解释明确规定外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比如: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等。因此其本质上属于民事诉讼,但是由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制度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在融合二者时要作出相应的制度调整,因此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这不影响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第三,附带民事诉讼法律依据的复合型。这是由该制度的内涵所决定的,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刑事犯罪所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因此在审理过程中事实的认定既是追溯犯罪的需要,也是确定民事赔偿事实的要求。在诉讼程序上既要依照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也要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意义。1、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权益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立,使得被害人可以尽快的获得赔偿从而弥补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此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可以借助公诉机关查明的事情及证据向被告人主张权利,减轻了被害人的诉累,于此同时在刑事审理过程中主张民事权利,会给刑事被告人增添压力,有利于促进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节,进而获得满意的赔偿。2、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从当事人角度不需要参加两个诉讼,减少了诉累。从法院角度来看由同一审判组织、审判人员对刑事及民事进行审理,简化了诉讼程序,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虽然单从刑事审判角度考虑,是加重了负担,但是从两个诉讼合并的角度考虑则大大提高了诉讼效率 。3、有利于正确处理案件维护司法权威 解决刑事责任必须要查清案件事实,其中包含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合并进行有利于全面查明案情,准确地对被告人定罪量刑。而且使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结果更具一致性,防止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认定事实和施加责任的冲突,裁判的正确性更高,有利于维护司法的权威。

    二、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梳理

    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融合性,注定了该制度中既有刑事诉讼制度的固有规定,同时也适用民事诉讼的有关制度,因此在这里仅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特殊意义的制度进行梳理:

    (一)诉讼的提起。首先,明确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主体。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诉讼。关于此处的“被害人”的范围实践中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被害人指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反对者则认为此处的被害人应包括因犯罪行为遭受人身损害及物质损失的人,不局限于刑事被害人,笔者认为后者的理解是符合立法本意的。于此同时司法解释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及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致损的不适用附带民事诉讼。(二)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首先,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及送达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基本与民事诉讼相同。但是鉴于附带民事诉讼的附属性,特别规定应根据刑事审理的期限确定提交答辩状的时间及举证期限。其次,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并且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情况可以作为认定其悔罪表现的依据,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最后,明确了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检察院撤回公诉及经审理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时,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人民法院准许人民检察院撤回公诉的案件,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可以进行调节,不宜调节或者经调节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对附带民事诉诉讼经调节达不成协议的,应当一并做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上述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在于附带民事诉讼的附属性。(三)附带民事诉讼的保全与执行。刑事诉讼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刑事诉讼法解释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但是基本上是民事诉讼法财产保全制度的复制。财产保全制度的本意是保障将来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但是从实践中反馈的信息来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制度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天然的不协调,基本上没有发挥到什么作用,此种原因笔者会在下文详细论述。刑事诉讼法解释没有单独规定附带民事判决与裁定的执行程序,据此应适用民事诉讼法上的执行程序。但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11月20日通过的《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有关问题的批复中》指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先予执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应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这实际上明确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先予执行制度的存在。但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此均未做规定,笔者认为这一制度有利于及时救治被害人、解决被害人的燃眉之急,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没有具体规定,但是法律并没有禁止在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下适用民事诉讼法,因此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仍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人民法院应该受理。

    三、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实践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基于基层法院刑庭的实际工作经验及调研,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实际运用效果较差,不能很好的实现该制度的设立价值,个别法律规定甚至有损害被害人权益的嫌疑,比如: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及赔偿范围的限制。造成上述情况的基本原因主要是我们在制度设计时没有彻底弄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定位,没有协调好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责任与民事赔偿的关系。笔者认为刑事诉讼解决的是刑事责任问题,民事诉讼解决的是民事责任问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仅仅是在犯罪行为与侵权行为的同一性的前提下保护被害人权益、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的制度设计,它是一种纯粹的程序设计,所以刑事责任的承担不应该成为规避或者限制民事责任承担的理由。当然由于民事诉讼是附带于刑事诉讼之中,而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毕竟有所差别,所以附带民事诉讼为了遵循刑事诉讼特点在程序上做出一些不同于民事诉讼的变通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仅限于程序上的,绝对不能因为附带于刑事诉讼就改变民法上的基本法律制度,这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实践中出现了刑事法官不愿用,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不认可的局面,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其无故限制了民事实体法的规定,没有协调好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非法占有和处置被害人财产的情形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之外的规定过于随意。刑事诉讼法解释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予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提高效率,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 。诚然,该项制度使被害人不必等待漫长的诉讼,只要财产被追回损失即可立刻获得弥补。但是该条却忽略了复杂的现实情况:第一,追缴、退赔由哪个机关具体落实不明确。导致法院在审理阶段无所适从,为了避免执行不力的情况,有的法院干脆不允许在判决书判项中出现追缴、退赔的字眼,导致该项规定基本无用武之地。第二,如果被害人的财产没有被追回,就会出现如下尴尬的情形:一方面没有财产可退给被害人,另一方面被害人还无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那么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就无法得到弥补,被害人的权益保护何在?在审判实践中,笔者就曾遇到过这样的案例:甲系一普通农户,经济拮据,家中饲养肉牛两头,一日被乙、丙盗走并出售,赃款被挥霍,肉牛去向不明,脏物未追回。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甲多次找到法院请求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赔偿其经济损失,但是法院依据该条规定不予受理,甲的损失无处讨要,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实际上被无形的免除了。综上,在没有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下,一刀切的将非法占有和处置被害人财产的情形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之外具有不合理性。(二)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外与民事实体法相矛盾。我国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也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所以,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但是刑事诉讼法解释却明确将精神损害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之外甚至不允许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前文笔者提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仅仅是在特定条件下的程序设计,其为了迎合刑事诉讼的性质,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在程序上进行变更,但是其没有理由限制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另一方面,民事侵权尚且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而比民事侵权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却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这有悖常理。至于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规定,有人提出“立法者可能已经考虑到,任何犯罪都可能对被害人造成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如果允许被害人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能出现的后果是所有刑事案件的被害人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立初衷不符。而且一般来讲,精神损害不像物质损失那样易于度量,较难确切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否则就将与“生命无价”、“健康无价”这种普世的伦理价值相悖,而法律的裁判结果唯其具有确定性,才能彰显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尤其是在更具法律威严的刑事判决当中,而无确定赔偿标准的精神损害赔偿将使刑事法官无所适从,一旦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将会使司法者陷入两难境地,因此不难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将精神利益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之外的初衷 。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刑事犯罪特别是重大犯罪的精神损害是存在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必要的。刑事制裁是国家对于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评价,是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的手段,那种认为通过国家制裁犯罪使得被害人得到精神上的弥补,进而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观点,完全是一厢情愿。“一般刑罚理论认为,罪犯被判处刑罚体现的是公法责任,而罪犯对其给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近亲属造成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体现的是私法责任,二者性质不同,不能相互代替,不能因为罪犯已受刑罚而折抵其对受害人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更何况许多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精神上所遭受苦痛、折磨,远远大于犯罪所造成的物质损失。 因此附带民事诉讼中应该允许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但是这种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绝非任意为之,我们必须综合考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犯罪行为的类型、造成精神损害程度的大小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三)机械套用民事诉讼中的财产保全,缺乏可操作性。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确定了财产保全制度,观其规定基本套用民事诉讼法。但是该项制度由于没有考虑到附带民事诉讼的特点,因而缺乏可操作性。前文提到附带民事诉讼具有附属性,即其提起、审判完全依附于刑事诉讼的进程,因此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必须在刑事案件立案后,而刑事案件要经历立案-侦查-审查起诉等程序才可以进入人民法院的审理程序,这漫长的时间足以让被告人或者其家属对财产作出妥善的安排,因此在审理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诉中财产保全的意义已经不大。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诉前财产保全的,要在十五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刑事案件的侦办期限不是我们所能控制,其最终是否进入法院审理程序也存在未知,所以现有的诉前保全制度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基本无用。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判处刑罚后无法及时履行民事部分确定的赔偿责任,在服刑期间被告人的财产也容易灭失导致执行无法进行,因此在刑事案件发生后及时的进行财产保全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财产保全的制度设计必须要结合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建议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至少应当确认以下程序或实体法律适用规则,才能使刑事诉讼程序满足刑事赔偿救济的需要:(1)刑事诉讼法解释应当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与民事实体法一致,或者规定刑事赔偿请求完全适用民法的规定。(2)应当很好解决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如何合并审理的问题。(3)由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差异、刑事法庭(法官)和民事法庭(法官)分工的不同,刑事法官承担着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负,不愿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对刑事法官的经验、专业设置、审判能力重新评估,并进行必要的培训,以应付纷繁复杂的民事赔偿问题。(4)民事请求者选择独立的民事诉讼方式应得到民事法庭的鼓励,并保障被害人在两种不同的程序中获得同样的利益。与此同时,也要考虑到对不同的案件仍然要区别对待。

    (一)完善被害人财产追缴、退赔机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被害人财产被被告人非法占有和处置后,既无法追回财产,又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及民事诉讼主张权利的不公平现象,有人提出赋予此类案件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 。笔者对此并不认同:一方面这将大大拓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不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便利性考虑,也会造成刑事诉讼的过于拖沓;另一方面在此类案件中被害人的损失往往是定罪量刑的核心事实,公诉机关已经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在提起诉讼有无太大意义,浪费司法资源,因此笔者赞同继续沿用当前的追缴、退赔制度。但是法律必须明确以下几点:第一,追缴赃款的机关确定为公安机关。这是因为公安机关具备追缴赃款的技术及人员条件。退赔义务人为刑事被告人,其退赔情况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第二,人民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在判处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应在判决书中对公安机关未追缴且无追缴线索的财物,直接判令被告人退赔,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由人民法院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对于有退赔线索的,判令公安机关进行追缴并及时返还被害人。(二)将精神损害赔偿有限度的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前文对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必要性作出了说明,但是我们对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不能脱离该项制度的程序特征,由于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追诉过程中附带解决被告人的民事责任问题,因此在考虑保护被害人权益的同时,我们必须合理控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鉴于,绝大多数刑事案件都会给被害人的精神带来损害,只是损害程度有轻有重,如果我们不加控制,那么恐怕绝大多数刑事案件都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本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诉讼,肆意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则会人为的造成诉讼程序的混乱,同时拖累刑事诉讼。那么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我们如何界定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精神损害,其赔偿请求才会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那么是否构成犯罪就属于造成严重后果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刑事犯罪的构成要件与民事赔偿事实的认定及评价标准并非重合,也非绝对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是否属于造成严重后果应结合个案进行考虑。比如在刑事案件中两颗门牙被打掉,则构成轻伤。这种轻伤通过刑事制裁以及对直接物质损失的赔偿后,很难称得上在精神上有严重的损害后果,因此我们在考虑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时应考虑到犯罪行为的性质、造成的后果及产生的社会影响、给当事人实际造成的损害是否达到了精神上的必然痛苦、在承担刑事责任及必要的民事赔偿后是否足以弥补等因素,综上笔者认为如下情形应当允许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且经查证属实,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故意杀人及故意伤害致死、致人残疾的;

    2、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及残疾的;

    3、因抢劫、爆炸、放火、绑架、非法拘禁、投放危险物质致人死亡、伤残及精神疾病的;

    4、强奸罪依法应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判处刑罚的;

    5、侮辱、诽谤造成巨大社会影响,严重影响被害人工作生活的;

    6、其他因犯罪行为致残、毁容且无法恢复的;

    上述所列举的应当视为给被害人精神造成了严重后果,应允许被害人提请精神损害赔偿。其中致人残疾和死亡的,精神损害赔偿以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形式给付,其计算标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其他情形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确定精神抚慰金的数额。除上述规定的犯罪外,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三)建立符合附带民事诉讼特点的财产保全制度。结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点,对财产保全制度应作如下设计:第一,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在刑事案件立案后既可以提出民事赔偿请求,当事人没有提请的,公安机关应履行告知义务;第二,接到公安机关的告知后,向与侦办机关同级的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第三,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应当提供担保并对错误保全承担赔偿责任;第四,保全时间直至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与裁定执行终了;第五,被保全人可以通过提供担保的方式解除保全。对保全行为有异议的,可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经查异议成立的,解除保全措施,申请人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其余未明确之处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改革一定要坚持程序不干预实体,多做程序上的制度设计,合理划分诉与非诉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使该诉讼制度发挥应有之作用。当然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研究远不止于此,但囿于能力及篇幅,本文着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在审判实践中笔者发现刑事审判法官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均持比较抵触之态度,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点:一、审判专业性分工下,解决民事审判能力不足;第二,认为拖沓刑事审判程序,增加工作负担。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司法为民的具体体现,是诉讼效率与诉讼公正的体现,故广大刑事法官应端正态度,认真学有关民事赔偿法律法规,提高办案能力。

引用: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48

2. 卢玉红.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D] . 吉林大学法律硕士论文. 2012年.第26页

3.刘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J].法学杂志.2004 年第 4 期,第 55 页

4.肖建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冲突与协调[J].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6页

5.代福华.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研究[D].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论文.2006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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